“对于相关问题线索，我们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调查，依规依纪依法逐一核实、区分、认定责任，经过集体讨论后拟出问责决定，结果却因为‘没有1起立案’而被否定，甚至还被误解为问责不严不实不力。”参与调查问责的该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满肚子“苦水”。

在采访中，记者发现，类似问题并非个例。有的地方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当地政府组织调查后，要求纪委对相关人等从严问责，并明确提出“某某要开除党籍”“某某要移送司法”；有的检查组、督导组在移交问题线索时，直接将具体处理意见一一列出，和盘端给纪委；还有一些巡视巡察组将发现的所有问题都扔进“问责事项”的筐子里，要求相关部门或者直接交由纪委以各种形式问责，以此作为倒逼责任落实的“万用灵丹”……事实上，这些部门或组织虽然没有直接进行问责，却通过各种方式将问责意见强加给纪委。这些越位错位的做法，不仅对纪委履行专责带来了不利影响，也很容易导致问责出现偏差，损害问责工作的规范性和严肃性。

“由此可见，除了党委（党组）和纪委（纪检组）以外，组织、宣传、统战、政法等党的工作机关也有党内问责权限；监察机关则可以按照管理权限直接作出监察问责决定。在具体实践中，应注意做好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的贯通协调，充分发挥问责效力。”刘金程认为。

也有不少干部向记者反映，问责工作中存在实施主体单一化、纪检监察机关“包打天下”“一把快刀什么都要砍”的现象。一些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习惯性地、想当然地认为，问责就是纪委（纪检组）的事情，这种情况越到基层越普遍。比如，一些地方在环境保护、信访维稳、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中出现推动不力等问题，都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实施问责，而不是由相应的党委（党组）来实施。

对各地问责数据抽样调查的结果，验证了上述情况确实存在。如，2017年安徽省安庆市纪委共问责市管干部59人，市委未直接作出过问责决定，市委各工作机关中仅有市委组织部问责2人，且均为市纪委调查后移送组织部处理。又如，2018年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累计问责处理（书面检查及以上）152件次，其中通过纪检监察机关实施问责118件次，约占问责总数的77.6%。

“问责工作是一项需要共同发力的工作，既是上下纵向的，也是左右横向的。只有各个问责主体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、并肩作战，积极担负起问责工作主体责任，问责利器才能更加有力有效。”拱墅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示。（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闫鸣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