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是一起对问责不力再问责的典型案例。”云南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董琦表示，当前问责在执行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，“一方面表现为问责泛化、简单化，比如某地曾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，该追责的部门本已明确，但县领导觉得问责范围不够广，不足以体现问责决心，于是把本无直接关系的部门也列入问责名单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，在基层，像彝良这样问责不力的问题同样突出，甚至更为典型。”

江西省萍乡市委常委、市纪委书记、市监委主任梅仕灿结合当地情况总结了问责不力的几种表现：“一是问责领导干部少，去年被问责人员中，县处级占比6%，乡科级39.3%，其他人员54.7%，科级以下干部被问责的数量远超过半数；二是党委工作部门问责少，去年362起问责案例中，党委工作部门仅问责1起，问责合力还没有形成。”

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指出，今年要修订问责条例，“扭住主体责任，履行监督专责，实施精准问责，防止问责不力或者问责泛化、简单化”。可见，克服问责不力与克服问责泛化、简单化对于实现“精准问责”同样重要，不可偏废。

“动员千遍，不如问责一次。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，对失职失责者必须严肃问责，让失责必问、问责必严成为常态。同时还要认识到问责只是手段，负责才是目的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，坚持权责对等，依规依纪，实施精准问责，既体现力度、又体现温度，既防止问责不力、又避免问责泛化，真正做到唤醒责任意识，激发担当精神。”浙江省东阳市委常委、市纪委书记、市监委主任胡勇春表示。（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刘一霖）